核心提示 中国金融业目前的效率非常低,最突出的表现是利息率高低悬殊,息差高达3%,而国外同业的平均值是1%。
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以贸易大国的形象步入世界舞台。通过提供廉价低端商品,它的出口份额从4.3%暴涨至10.4%,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21世纪的后十年,中国正在转型为全球第一消费大国。通过提振内需、引入资本,它朝着可持续的内生型经济增长的道路发展。
这个转型在中国经济可能硬着陆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继“保八”之后,华尔街七大投行近日继续下调对中国今明两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的预期,最低降至7%。因此,如何在中国经济步入低增长时期寻找新的经济高增长点,成为了本届天津夏季达沃斯会议上引起热议的话题之一。
中国经济陷入低增长
十年以来,中国每年的GDP增长几乎都超过了预期目标,平均年增速接近11%。因此,当今年三月,温家宝总理宣布今年的GDP增长目标为7.5%时,分析师们认为这个数据过于保守。
然而,之后的一系列数据都在显示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加剧。今年二季度,中国的GDP增长比上季度下降0.5%,以7.6%创下13年来的最低水平。今年六七月份,人民银行连续两次下调基准利率,终结了四年来利率不变的局面。但即便如此,汇丰中国的购买经理指数(PMI)仍然在八月份创下两年来的新低,并且未能突破荣枯线。
从2003年到2011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从10.1%下滑到约2.8%。尽管经常盈余下降是个好消息,但只有消费占GDP的比重上升,才代表中国确实减少了对出口的依赖,实现了经济的再平衡。
然而,在2011年的47万亿GDP中,近一半的GDP用于投资,13%用于政府支出,仅有35%用于居民消费。“这个比例不太合适,消费太低,投资太高。”天则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茅于轼对本报记者表示。
作为对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的比例达到了70%,美国甚至高达85%,而中国只有48%,”茅于轼说,“这说明中国把GDP的钱都花在了投资上,没有享受,所以消费不振。”
在内需不旺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押注投资。若将1996年和2008年的国民收入分配占比进行比较,1996年居民和企业的收入占比分别为69%和14%,政府为17%;但2008年,前者下挫至57%和22%,后者反而增加至21%。《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指出,“中国最突出的内部失衡就是投资异常高。”
但政府主导的生产并没能解决问题。“我们的产能过剩哪里来的,就是政府和政府之间竞争,给企业免费的地,但企业的产品都是雷同的。新经济模式需要的是科技,需要的是增值的、差异化的东西。只有在这个产业链上的企业才了解哪些环节是真正创造价值的。”熙可集团首席执行官朱演铭说。
发展产业地产项目的天安数码城,就为产业链上的企业打造协同效应。天安数码城总裁戴宏亮对本报介绍说,以龙岗天安数码城为例,形成了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软件、物流、环保、创意和生物医药等七大产业集群,主要位于实体经济产业链的上端,自主创新能力强,这也是未来五年最佳商业机会所在。
经济增长高点在于创新
天则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茅于轼认为,中国经济要走出低增长,“最大的潜力存在于金融业,我估计金融业可以贡献GDP两个百分点。”中国金融业目前的效率非常低,最突出的表现是利息率高低悬殊,息差高达3%,而国外同业的平均值是1%。
除了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中国科学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投资研究所所长郭戎表示,“中国金融体系对配置无形资产的理解也比较落后。”
郭戎对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号召对中小企业要用新三表代替老三表,即用水表、电表、气表代替现金流量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持有不同意见。“如果说过去的财务报表不能正确传达信息,凭什么说新三表就可以?”郭戎反诘。
顶着学界的压力,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始着手探索如何在金融系统中进行创新。到天津上新三板成为了孵化中小企业的引爆点。
有企业代表称担心在创业之后,一旦股改,监管和税务会要求补税,因而打算放弃上新三板。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孙大海对此表示,“我们刚刚出台了一个新政策,只要你决心上新三板融资,你从股改到整个挂牌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补税等成本,包括找券商辅导费用,高新区管委会几乎全部承担起来。”
“我们对每家挂牌企业会有一个股改20万的补贴,挂牌最低是100万支持,最高的是320万支持。这样企业不仅能在市场融资,而且在你挂牌过程中的成本,政府帮助你承担下来,这样鼓励更多的企业来做。”孙大海进一步指出。
对于有人非议政府补贴过高,孙大海回应说:“我们能拿一个亿征一个地或者修一个路、修一个桥,但是如果一个亿一下子引进100家等同于上市公司,对于我们这个园区的创新是多么可贵的财富”。
孙大海表示,天津高新区将“把新三板打造成中国真正的创业板,而现在的创业板很可能合并到主板里面。”
郭戎则补充表示,对中小企业来说,仅有股票市场还不够。“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要让更多的中小企业能上债券市场。”他说。